新四大审计人:月入3万年假3个月但我辞职了

在茶水间偶然听到手下两个Senior(高级审计员)的这段对话时,已升任Senior Manager(高级经理)的阿静,瞬间梦回入职普华永道的时候。

彼时,还是一张白纸的阿静,在一次聚餐上第一次听到类似的对话,瞠目结舌了很久后,暗暗下定决心,只干一年就换工作过正常生活。

但二十年过去了,她并没有离开四大,而是几乎把普华永道、德勤、安永、毕马威轮了一遍。

“每年40%左右的涨薪,一个senior周末两天的加班费可达4000块钱。”(ps:2003年)

“拿下注册会计师后,一屋子企业高管、券商、投行围观你给文件盖章的画面,感觉走上了人生的巅峰。”

“在人民大会堂办年会,有专属的泊车区域、国宾们才能吃到的大虾球、高价请来助兴的明星。”

据阿静回忆,当年的同事,清华北大有之、两财一贸有之。如今这类学校毕业生,最多拿四大offer保底,双非毕业的小朋友倒是越来越多。

过去出差,出入都是星级酒店,现在如家、7天连锁成了标配;本来常有的集体聚餐,也是能免则免。

最近,一则财政部正敦促国有企业终止与四大合作的消息,更是让过去风光无限的四大,寒意愈发深重。

以“宇宙大行”工商银行为例,2010-2021年,其资产规模翻番,但审计费一路打折,2022年降至1.04亿,缩水35%;地产龙头万科同样如此,审计费占营收比大跳水。

中美关系紧张、中国资本市场日趋成熟下,越来越多中企撤离华尔街,回国上市成为大势所趋。这对擅长跨国项目的四大来说,不是什么好消息。

周蓓清晰地记得,入职那年中秋节,一个本该花好月圆、阖家团聚的日子,她却被按在办公室里“罚站”。

所谓“罚站”,就是“老板不走,我也不能走”。哪怕已经是凌晨3点半,全组人都还在办公室里挑灯夜战。

那是一个IPO项目,本来就时间紧、任务重,更不幸的是,老板拖到最后才看底稿,周蓓和同事们只能加班加点清Q(清除审计底稿里的问题)。

实际上,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并不难,比如,老板会匡算少数股东损益,并要求周蓓算出来的金额在他预期范围内,如果金额对不上,周蓓需要按照老板的方法,重算一遍。

但许多类似的问题堆积起来,工作量是惊人的,那一次她们连续通宵了4天,每天都是“日出而息、日出而作”。

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,周蓓怨气爆棚:“他们每提出一个问题,我能感觉自己的脸又黑了一分。”

但第二天早上一来,看到老板还在办公室里趴着,她又默默把怨气往肚子里咽了下去。

周蓓曾发誓,等自己升到senior之后,她一定要更合理地安排工作,让大家都更从容。但这一天真正来临时,她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天真。

她升职后的第一个项目,老板就塞来一个烫手山芋:某IPO项目,需要在2个月时间内盘完40家子公司3年1期的报表。

这明显是强人所难,要知道,如此大的工作量,小组通常需要干半年,现在相当于一个人要负担三个人的工作。

周蓓瞬间陷入二十四小时玩命连轴转的恐惧中,想到小朋友可能更承受不了这种车轱辘都转冒烟的状态,她决定申请增加人手。

但老板的回复令她绝望:8个人已经是鼎力支持了,隔壁事务所的同类型项目,只配置了6个人。

实际上,她对结果已经有所预料:“审计费需要覆盖所有的费用支出,包括人力成本、品牌建设、日常运维、物业服务等,其中人力(含工资、差旅、加班费)是大头,老板要保证利润率,没钱的项目,加人手是痴心妄想。”

但挂断电话的瞬间,她的泪水还是决堤了——并非有多伤心,她只是需要发泄一下。毕竟,四大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,已是共识。

早年,四大的客户不是大外资,就是国内巨无霸,国有五大行(工、农、中、建、交行),能源三巨头(中石油、中石化和中海油),电信三巨头(移动、联通和电信),家家都是四大的“肥羊”。

可以看到,2015-2019年,四大加快本地化,直面内资所的低价竞争,甚至打起价格战,安永一度被嘲“半价永”。

面对危机和困境,控制“人口”数量和延长工作时间,不过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惯用伎俩罢了。

四大更残酷的一点在于,在激荡岁月中,其对员工的“筛选”,也在一步步登峰造极。

偌大的会议室里,所有人都沉默不语,坐在中间的何鑫满脸通红,浑身冒着冷汗,时不时伸手松一松领带,来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。

这是何鑫作为高级审计员,首次挑大梁为一家医疗机构审计的现场,并且是直接向异地合伙人汇报,由不得他不紧张。

·没有跟业务结合,比如床位收入、医疗服务收入的增长波动及与同业对比情况不明;

·表与表之间的部分数据也勾稽不上,比如明显增大的数据,附注并未说明是否有新业务。

“这不是挑刺,这是往我心里扎刀。”如果地上有缝,何鑫会毫不犹豫地往里钻,“这些都是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很关键的点,但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何鑫知道自己不能再偏安一隅了。那段时间,他化身“卷王”,无论是凌晨4点走,还是早上9点来的同事,都能看到他坐在桌前拉数据,区别只是旁边的烟又空了一包。

不过自那之后,何鑫真正懂得了如何为一家公司估值,再有类似项目,处理起来都得心应手,工作第4年,就迅速升到经理,比一般人早2年。

“啪”的一声巨响,高级经理把一沓报告狠狠甩到何鑫面前,然后当着所有下属的面,对他开喷,“骄傲自大”“态度有问题”等帽子一顶顶往他头上戴,近1小时的批斗里,何鑫无数次想要原地跑路。

事情起因是,他换到了一个新组,发现报告里有许多地方,并不符合会计准则或估值指引,基于过往的经验,他对这些内容进行了修改,即使高级经理指出后,依然坚持己见。

“但签字的人是他不是我,他不需要我的个人想法,执行就完事了。”冷静下来,何鑫想明白了其中的关窍:四大就像被加了倒计时的集体赛跑,游戏规则下,所有人要“本分”才能不拖后腿。

“当你是老板手里趁手的刀,那你可以顺风顺水,一旦变成刺头,就别怪组织无情。”何鑫一针见血道。

对此,詹妮弗也深有感触。她是降薪跳槽到四大的,因为毕业于一间双非院校,校招只能去内资所,但“四大梦”还是时不时跑出来作祟,有机会跳槽,她求之不得。

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,即使自己的底稿被多次点名返工,詹妮弗都照单全收:“本来就是奔着感受行业最高水准去的。”

可看到考核评分结果的瞬间,她破防了:勤勤恳恳的自己惨遭“delay”(不升不降)!

对此,詹妮弗倍感委屈:只因为自己是半路加入,工作不如校招生们熟练,就遭到嫌弃。

过去在八大,詹妮弗做一份报告,只需要跟领导汇报一下过程,然后拿出相应的材料,就能过关。到了四大之后,一切都要留痕、可查,形成工作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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